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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Call of Duty: Black Ops 6）将于10月25日发售。本作设定于1990年代早期，当时冷战行将落幕，而美国则迎来了海湾战争的高光时刻。游戏中，一股神秘的势力渗透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最高层，来自内部的隐藏力量威胁着“自由民主”。《使命召唤》新作的背景，与今天美国在中东捉襟见肘的窘境形成有趣的互文，也为美国军方与娱乐业的纠葛提供了一个及时的透镜。

　　军事娱乐复合体（the 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是拟仿军事工业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而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后者是社会科学界熟悉的一个术语，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首创，最常用于指代美国私营国防承包商、五角大楼和政客之间形成的密切利益共生关系，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军工企业为了推销武器而鼓动美国政府发动战争，常常被认为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下部分地区持续动荡的祸乱之源。

　　谢赫里亚尔以去年发行的棋盘游戏《好莱坞1947》（Hollywood 1947）说明冷战期间的好莱坞的宣传。在这款游戏中，玩家被秘密分配到两个团队中的一个——“爱国者”或“者”，玩家需要努力确保好莱坞当时制作的电影符合各自的意识形态，制作的电影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则是赢家。游戏制作者之一特拉维斯·汉考克（Travis Hancock）表示：“我们的游戏专注于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好莱坞1947》遵循这一点，我一直喜欢看40年代和50年代的老电影，发现宣传很吸引人。这让我想做一些东西，鼓励人们看看好莱坞在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

　　《好莱坞1947》以一种尖锐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展示了冷战开始时政府对电影行业的编辑控制程度。当时的许多好莱坞电影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观点相呼应。有些电影，如《铁幕》（1948）和《绿色贝雷帽》（1968）在政治信息上很微妙，围绕着美国自由和正义价值观。其他电影则更加公开，如《与面对面》（1951），将想象中的苏联入侵美国的可怕后果戏剧化，以及《入侵美国》（1985），主角与苏联支持的古巴游击队战斗了107分钟。

　　中情局和国防部共同创作或制作了大量21世纪的流行电影。《菲利普船长》、《变形金刚》和《壮志凌云：独行侠》，以及一些漫威电影，包括《钢铁侠》、《惊奇队长》和《神奇女侠1984》，都是近年来国防部参与编写的众多电影中的一部分。2022年的纪录片《战争影剧院》（Theaters of War）称，超过2500部电影和电视节目受到军方监管，近年来监管的范围和数量都在增加。在所有电影中，有一部因受到中情局最严格的审查和直接的编辑控制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由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执导的历史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明显是非历史的——关于对本·拉登长达十年的国际追捕的电影《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

　　在《猎杀本·拉登》中，主人公玛雅发现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她的原型是2003年至2005年间担任中情局本·拉登问题站负责人的阿尔弗莱达·弗朗西丝·比科夫斯基（Alfreda Frances Bikowsky）。玛雅在折磨囚犯时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困境，尽管她的原型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有一次，比科夫斯基坚持在中情局驻阿富汗的一个地点绑架、拘留和折磨一名囚犯，尽管这名对象明显是被错认的。这部电影将美国军队描绘成愿意牺牲一切来杀死本·拉登的行善者，包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在短期内违背他们的道德。这部电影没有涉及“反恐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

　　安大略理工大学数字媒体研究副教授坦纳·莫里斯（Tanner Mirrlees）撰写了多本关于娱乐行业宣传的著作。在2016年出版的《心与矿》（Hearts and Mines）中，莫里斯声称，中情局和国防部在《猎杀本·拉登》等电影中发力的关键围绕着框架、遗漏和脱离语境。莫里斯写道：“好莱坞的许多电视节目和电影远非琐碎的娱乐，让观众快乐地逃离美帝国的政治和实践，而是讲述美国政府的强制特工将战争和秘密行动合法化的故事，将它们粉饰得正常、必要和美好。”“好莱坞电视节目和电影对美帝国来说是险恶的公关形式。”

　　招募人员驻扎在美国各地的几家影院外，与刚刚看过《独行侠》的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接触。《独行侠》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一年后上映的，当时新冠肺炎正在挤压空军的申请人名单。与原版不同的是，《独行侠》并没有导致入伍热潮，但它的目的是在9·11以来对美国军队的信心处于最低水平时做到这一点，这是毋庸置疑的。《独行侠》主要讲述的是空军中的战友情谊，背景是惊险、无情的动作场面。谢赫里亚尔揶揄道，谁不想像汤姆·克鲁斯、迈尔斯·泰勒或格伦·鲍威尔那样，驾驶战斗机从世界的邪恶中拯救美国民主呢？

　　美国空军不仅参与了电影的制作，还授权飞行员与媒体接触，宣传电影，并在电影首映式上进行飞行表演。片中主角的扮演者布丽·拉尔森（Brie Larson）说，她饰演的角色最核心的特点之一是“空军精神”。在《洛杉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记者塞缪尔·布拉斯洛（Samuel Braslow）批评了惊奇队长的军国主义，他写道：“这部电影借鉴了1986年的公关巨作《壮志凌云》……但为了2019年‘觉醒’的观众而更新了它，因为美军在阿富汗待了18年、事件曝光了十多年后，观众对武装部队持谨慎态度。”和《壮志凌云》一样，《惊奇队长》的全球票房也超过了10亿美元。

　　在《心与矿》一书中，莫里斯用了30页的篇幅来描述“国防部-数字游戏复合体”（the DOD–Digital Games Complex），在这里他揭示了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是如何宣称他使用《使命召唤》来准备他的的，这是一个白人至上的法西斯主义者，2011年在奥斯陆的一个社会主义青年营杀害了69名青少年。布雷维克在宣言中写道：“《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是目前最好的军事模拟器。”该游戏自2009年发行以来已售出超过2500万份。

　　《使命召唤》也从不回避政治。相反，它的繁荣依赖于此。该系列的最新一部将在几周后发布，它经常篡改历史。《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019）涉及一项名为“死亡公路”的任务，在虚构的中东国家乌兹克斯坦（Urzikstan），俄罗斯人炸毁了平民逃离入侵的唯一道路，这让我们的主角感到厌恶。这是一个奇怪而生动的挪用——“死亡公路”是给连接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真实存在的六车道高速公路起的名字。1991年2月，伊拉克军队在非法入侵科威特后撤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了这条公路，造成军事人员和平民死亡。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全球多国政要发声、多地民众集会，呼吁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冲突一周年也成为巴以双方争取全球舆论支持的重要时间点。新华社10月8日报道认为，在已持续一年的战火中，美西方利用其构建和维系的话语体系偏袒纵容以色列，充分暴露出西方人权观、主权观及国际秩序构建理念的虚伪和双标。而“全球南方”国家在冲突爆发后展现出更具独立自主特色的外交主张和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南方觉醒”时代浪潮。

　　霍维迪声称：“10月7日一年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仍然是哈马斯的人质。”他认为，一年后，我希望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哈马斯的袭击不是一种抵抗行为，而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行为。这是一系列野蛮行为，进一步巩固了该地区的暴力循环。尽管那天对以色列社会来说是一场噩梦，但加沙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10月7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大量平民伤亡、大范围的破坏以及加沙人仍然忍受的残酷条件。霍维迪认为，没有一套道德价值观或伦理可以为这种野蛮行为辩护。

　　霍维迪表示，比那决定命运的一天以来发生的流血和痛苦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包括那些与以色列签订冷和平条约（cold peace treaties）的国家，面对哈马斯的暴行保持沉默。他们不仅保持沉默，而且还宣传“殉难”的意识形态。随后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就像一个火药桶，加深了该地区的分歧，伤害了加沙人民。阿拉伯世界的愤怒也传遍了整个西方。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团结”运动和“支持抵抗”活动分子的激增过去和现在都令人深感不安。

　　当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知疲倦地恳求世界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结束2007年开始的长期围困时，特拉维夫继续按照以色列前高级官员多夫·韦斯格拉斯（Dov Weissglas）臭名昭著的逻辑在加沙地带实施其政策，他解释封锁背后的理由是“让巴勒斯坦人节食，但不是让他们饿死”。但在战争爆发一年后，巴勒斯坦人由于自己的坚定，已经成为任何有关中东和平未来的严肃讨论的中心。他们的集体勇气和坚定使以色列军事机器无法通过暴力取得政治结果。